2001 年，英达导演的情景喜剧《东北一家人》播出，主题曲是人民喜闻乐见的“东北人都是活雷锋”。长久以来，人们对东北的印象普遍是仗义。这种印象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变种。雪村的歌曲中，东北人是见义勇为、自来熟的形象：借着被救之人的一顿酒，顺势推销大东北的风俗特产。过去，这种过度自来熟的印象被称作“活雷锋”，今天则被描述为“弗雷尔卓德”。
这个印象，我曾认为其来源应是山东。我十岁左右离开东北，小时候几次去参加别人的婚礼，新郎新娘不免提及家庭往事，总要说到“闯关东”。于是，我把这样的性情一并归因于山东，似乎也算合理，便一直如此认为。但后来想来，又并非如此。
尤其近来在做性别议题时，总在对抗传统的女权理论，因而与人产生争执。期间我提到湖北省的一孩性别比约为一百一十五，三孩性别比则达到一百七十七，也就是说，每一百七十七个男孩对应的女孩数量极少，甚至有数据到了一百九十甚至二百以上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自身的选择。在贫富不均、资源匮乏的环境中，女性也会倾向于选择男孩。我以此论证：女性并不天然代表爱的力量，也不能天然代表女权的正当性与正统性。
对方反驳说：“城市如果能养女婴，为什么还要堕胎？你看一线城市和东北，男女比例基本都是一比一。”
当我真正开始系统地思考性别议题时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东北与山东，其实并不相同。而我与传统女权理论唯一能达成的共识，恰恰是东北的男女平等。
我们对山东的普遍认知，是女性不能上桌吃饭，是男尊女卑；而东北并非如此。我这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，在我的童年时代，一家只有女儿，也不会因此再生一个孩子。我母亲那一辈，我姥姥生了三个女儿，但那个家庭对我而言，是美好如天堂般的存在。三个女儿并不是一件令人懊恼的事。
可以说，那是一种香软温和的家庭结构。正因如此，我长期认为男尊女卑是一种遥远的、近乎上古的现象，难以理解网络上的争执，觉得他们是在拿陈年旧事胡搅蛮缠。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，不同地区的现实确实并不相同。有人说前些年还能捡到女婴，有人说童年时期东躲西藏。对我而言，那更像是伤痕文学式的魔幻叙述，却确实真实地发生在同一代人的生命中。
于是，我重新审视自己对东北人性情的理解。我意识到，东北人的仗义不可能来自山东。我们对山东的共识是重男轻女，是女性不能上桌吃饭。我甚至刷到过一条视频，山东老人说女性不该朝三暮四，就该好好生孩子，否则“杀了吃肉命”，令人胆寒。而东北，即便是在粗俗的短视频中，出现的也常是“母老虎”之类的玩笑。
山东的仗义，并不向女性开放；而东北的仗义，是可以作用于女性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情境是被允许存在的。这种女性强势并不是女尊男卑，而是一种双方自觉的角色扮演。
这是男性沉浸在爱的舞台剧中的一种表现。男性出于爱而让渡了自身的体能优势，从而完成这种关系中的角色分配。这是一种基于男性让渡而形成的举案齐眉。就像一个爱妻子的男人，在街上与妻子同行时多看了几眼美女，被妻子掐了一把，他并不会觉得这是被控制或被凝视，反而会觉得甜得要命——因为吃醋，恰恰是最长情的告白。
人们对东北有一种长期存在的错误认知，而这种认知又在地域黑的语境中不断被强化，使得东北人既不便自证，也懒得自证。很多网络言论便任其发酵。这种错误认知是：基于伪满洲国的历史、满清屠杀的历史，以及东北物产丰饶的客观条件，认定东北人是“前朝移民”，并对此心满意足。这种认知完全是颠倒的。
先谈伪满洲国。那是民族伤痛。若你与东北人提起此事，无异于自讨苦吃。正因为这是民族伤痛，才会被当作地域笑话反复消费。伪满洲国不是东北对中国的亏欠，而是中国对东北的亏欠——是四年全面抗战之前的六年局部抗战，是整整十四年的抗争。如果没有抵抗，那这六年又算什么？
不抵抗的是反面英雄，而人民在被反面英雄背叛之后，依然热爱热土，争取了整整六年的时间。六年没有等来转机，那究竟是谁亏欠了谁？
至于满族，在我看来甚至不能算作一个真实存在的民族，它更像是一个政治概念。所谓“女真”，本就是中原对东北地区诸多原始群体的统称，语言各异、组织分散。皇太极借助这一统称，将原本毫不相干的部族强行凝聚在一起。所谓满文，也是由蒙古文字改造而来。
八旗制度建立之初，七成是汉人。这从根本上就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民族，而是一个以武装领袖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，被强行命名为“民族”。明代东北贸易频繁，而清代封边之后却沦为苦寒之地，饥荒频仍，人口凋敝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东北上三旗响应南方起义，目的就是防止清帝东归。因此，清廷势力不可能自然退守东北，除非借助日本人的扶持。
溥仪不可能在东北完成叛国复辟。把前朝移民与东北绑定，本身就是荒谬的。前朝移民若要绑定，北京反而更合理。对东北而言，新中国是三百年苦难后等来的曙光。东北的历史，从来都是满纸荒唐，却绝非虚言。
东北人的仗义，来自这个政权的意识形态，来自社会主义的价值观，来自共产主义的精神。
在我做账号的过程中，有许多同志加我。有人说自己在东北读书，觉得那里仍保留着红色气息；也有南方的同志，两次前往东北参观老工业基地。我注意到，关注我的许多创作者，多是东北人。
重男轻女，本质上是物质匮乏世界中的自保逻辑。体能更强者被偏爱，体能较弱者被物化，通过彩礼进行交易。我始终坚信，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——不是胡搅蛮缠的女权，不是行左实右的女权，更不是迫害女性的女权，而是真正解放女性的理论。在这种体系中，女性不再是权贵才能购买的商品，男性的困境也随之得到解放。
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，中国曾形成世界上最高的结婚率。暂且不展开这段红色童话。
各地情况确实不同，你们所说的现实或许也真实存在过。当贫富差距再次扩大，女性的困境也会重新出现。人类再次陷入内部竞争，女性重新成为父权社会中的商品，被不同价格的彩礼明码标价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女性的学历不再是独立的工具，而是提升“商品价值”的附加属性。表面上看是男性被女性“迫害”，实质上仍是男性在迫害女性。
因为男性不再相信爱情，而是相信金钱。他们不用钱提升自我，而是一次性将钱投入到“购买女性”中。旧社会中，女性因社会压力难以离婚；新社会则不再如此，婚恋市场于是异化为投机工具。
但在东北，人们很少如此行事。城市中彩礼并不普遍。东北多为独生子女家庭，女儿同样可以养老，无需通过女儿获取彩礼，再为儿子支付彩礼。计划生育在东北被最彻底地执行，因为这里不被旧观念束缚，也不认为生女儿是倒霉的事。
有人用“信用卡”作比喻，说的是对国家的信任。而这种信任，在东北是最彻底的。东北人对新中国无怨无悔、无条件信任。他们最愿意被调配，却最少反抗。新中国曾为他们讲过一个童话，而他们用家乡的资源、用三线建设中的迁徙，去回报这个童话。
正因如此，《你好，李焕英》中的人物多为东北口音，因为故事背景本就源于东北人为三线建设形成的城市。
东北人对国家、对兄弟，始终无怨无悔。我爷爷每天坐在电视机前，看晚上七点的新闻。我后来才明白，那是一种等待兄弟汇报近况的姿态。为兄弟的事业，家产都可以拿出来。儿子因此在家庭中失势，婚姻破裂，最终要么继续等待，要么投奔兄弟，转身向关外走去。
历史更迭无不是贫富分化，但东北人在被背叛之后，依然守候。有人臆测东北会“分家”，却不相信东北的无怨无悔。
新中国的叙事，是数千年来东北最大的童话，也是他们至今反复吟唱的歌谣。东北人是最国家主义的、最基本盘的。他们相信过去发生的一切还会再来一次。他们等待兄弟，等待承诺。
这份仗义，并非源自闯关东，而是源自一个共产主义者在关外三省唱过的红色童谣。
我终于明白，我多年不变的怀念来自何处。那迷人的气息，来自一个集体主义的时代。尽管我出生时它已陨落，但风景与意志仍定格在那里。我贪恋的，从来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东北，而是那个曾改天换地、塑造人心的时代。
集体主义，是天下为家。 而这种意识形态，至今仍只在东北完整地保留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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